■爱打扮、爱唱歌、爱打架，成了那英闻名全校的三大特点 话一说起来，扯得就远点儿了。我们出身于中医世家，代代相传，我爸那洪生是沈阳市远近闻名的中医。膝下虽然没有儿子承担继承医术的重任，希望落到一双女儿———我和那英的肩上，倒也不失代传。我还好，基本属于懂事听话的乖女，惟独到了那英这儿，可就是天翻地覆，大不一样了。 听我妈说，那英的名字起得还有点儿来历。想当年，那英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就连踢带踹地不停折腾，没有闲着的时候。那年月的医院妇产科，还没有B超这类先进的医疗设备测试，究竟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，没法儿断定。因为，已经有了一个女儿———我，父母当然希望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儿，加上那英在娘肚子里时，比男孩子还有力量，不停地折腾，使得父母认定：必是男孩儿无疑。我爸对我妈说：“这孩子还没出生，就这么淘气，挺英雄的！准是个男孩子，干脆就叫‘那英’吧，英雄的英。”哪想到，那英一出生，却是个女孩，不过一张嘴，嗓门挺粗，哭声也特嘹亮，举动忒像男孩子，真像上帝的笔误。从此，那英也真就像个男孩子，没少惹祸招事儿，给父母添了不少的乱。 由于父母的工作太忙，加上妈妈自从生了那英以后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我和那英的年龄又太相近，于是那英四五岁的时候，就被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。这样一来，那英野小子般的性格，就大有用武之地了。不是领着村里的孩子们疯跑，就是逮着老母猪当驴骑着玩儿，要不就是把姑姑压箱底的大花裤子，偷着翻出来穿，大了就拿糨糊一粘，腰里再系根麻绳，上衣配上我妈给织的毛衣，展示给满村的小朋友们看。玩了几年，觉得没新鲜感了，就装作肚子特疼的样子，“疼”了挺长时间，直闹到让我爸来领她回沈阳城里。达到了回城的真正目的之后她的肚子马上就不“疼”了。 1976年上学以后，她也没让父母省心过，学习成绩不错，可有点偏科。爱打扮、爱唱歌、爱打架，成了那英闻名全校的几大特点。歌虽然唱得不错，就是嗓门太粗，为此老师让她作为少年宫合唱团的男声领唱，那英才不管它男领女领，只要能让她亮开沙哑的大嗓门，在显眼的地方唱就求之不得，美滋滋的乐得够戗。我爸曾经苦心孤诣地把我们姐俩儿试着往医路上领，我还好，父亲让学什么就学什么，那英则不然，要是她不喜欢的，打死也不学，自己爱好的，再拦着也得唱。在父母的传统眼光里，那英蹦蹦跳跳、疯疯癫癫地唱歌，实在是不务正业，有失体统。那英的演唱天赋，从小就已露出端倪。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儿，别出心裁的总是那英。1978年深冬，有一天，正值一个女同学的父母出差，那英和我一起去做伴儿。同学几个躺在她家的大火炕上，那英借着月光，用手上的大棉手套，给小伙伴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唱“木偶戏”，绘声绘色，现编现演还真像那么回事。 也不知是天生的倔强任性，还是后天的执著爱好，反正不管父亲怎么看不惯她唱歌，那英依然我行我素，哪怕招来皮肉之苦，也在所不惜。 ■没少挨我爸的胖揍 到了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那英对文艺的热爱，已经不是懵懵懂懂似是而非了，而是有了超出同龄人的明确奋斗目标。 到了1980年，沈阳市少年宫的正常演出活动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那英的要求，她便有意识地找机会跟社会上的文艺团体靠近。当时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搞活动，正经演出那英一个初中学生自然搭不上边儿，她就凑合到秧歌队里跟着扭秧歌、踩高跷，全然不管是否会摔坏了脸或摔断小腿和胳膊。那英生就胆子大，什么都敢上敢试，估计那时要说让她上楼顶摘星星，她也会毫不犹豫冲上去，至于摘不着星星就找辙，去水里捞月亮的跌份儿之事，她是不会干的。高跷是毫不畏惧地踩上去了，可惜被父亲大人知道了，情况就大大的不妙。最后的条件是：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，勉强可以“业余”一下。这在那英看来，已经是相当开恩的绿灯了。 练会了秧歌高跷，并不能满足那英的表演欲。要知道，那英的审美是相当时尚前卫的。当年的板砖式录音机相当的流行，瓜皮帽在当街也很时尚，苏芮的“酒干倘卖无”更是唱得那英魂牵梦绕，老是睡不着觉。怎么办？跟父母亲要钱买肯定是死路一条，那英神不知鬼不觉地干脆自己想办法。除了唱歌挺卖力、打扮上费点心思，能够让那英伤脑费神儿的，恐怕就是这次了。苦思冥想终于还是想出了好办法。那英很聪明，别人的或者公家的东西她不动，她知道拿了就是犯法。自己家的东西太值钱的没有，不值钱的没用。家里最多的恐怕要数父母的书籍了，小拿小顺的在不显眼的地方拎出几本，换点零花钱，趁着没被父母发现再拿几本换零钱，但这远远不够，最后那英想到了自力更生。别看她小人不大，主意挺多。以往一惹祸，我就给她告状，这次她长了记性，连我也没告诉，就自己跑到胡同口天天吃早点的那个小吃店，自己找到了老板毛遂自荐，说利用课余时间帮人家“炸大果子”（北京人叫炸油条）卖早点换零钱用。老板觉得小丫头聪明伶俐工钱又要得不高，何乐而不为，痛痛快快地就答应下来。于是，那英就天天早晨背着书包，先去小吃店打工，然后再去上课，好在那时候学校留的作业也不多，半工半读的成绩也不错。毕竟年纪小，考虑得不那么周全，只想着早日打工攒钱买录音机磁带，偏偏忘了是在自己家胡同附近，会有熟人发现。果然，没过多久一个邻居发现她在打工，便多事告诉了我爸：“那大夫快去看看吧，你们家老二在胡同口炸果子呢！”我爸一听，气得火冒三丈，立刻骑上自行车带上我，直奔小吃店。远远望去，那英果然正站在油锅旁，热火朝天地炸油条呢！我爸上去不由分说，把那英拽进店里，命令道：“把工作服脱了！为什么炸果子？”那英嗫嚅着：“为了挣钱买磁带！”我爸这个气呀：“老二呀老二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、怎么这么不务正业呢？不炸了，回家！”进了家门，我爸就把那英一顿胖揍，他觉得这个老二简直不可理喻，爱好什么不好，偏偏喜欢“不三不四”的唱歌演戏？！
那英挨了一顿暴打，虽然受了些皮肉之苦，但并没有因此止步，毕竟她通过“炸大果子”赚来了梦寐以求的板砖录音机。有了好马还得配好鞍，想学歌的磁带还远远不够。到了放暑假时，那英又来神儿了，这次她又有了新主意：“姐，咱家离农贸市场这么近，咱俩卖点儿啥，赚点儿零花钱买点磁带、发球、头花啥的，行不。”我想了想，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姐俩儿便开始分头准备了。先是瞒着父母跟爷爷要了5块钱，去买了几斤生花生米，又假装无意地向母亲咨询五香花生米的煮法儿。一切准备妥当，趁着父母上班姐俩儿就开始干上了。煮完了之后没有秤，就拿个杯子，不管合不合适就卖5毛钱一杯。谁知卖了没多久，又被我爸发现了。我爸心里这个气呀！他就不明白，家里不缺吃不少穿的，这个那英怎么就总变着法儿的干这些没出息的事儿。自己干还不算，还要把她姐姐我也捎上一起干。 在爸爸的痛怒之下，再次挨打是必然的。我爸拎回五香花生米和我们姐俩儿之后，我毕竟稍大一点儿，知道闯祸了就猫着不言声了，加上我平时就比较乖。主要挨打的自然是那英，末了又是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胖揍。自此之后我俩长了心眼儿，这次再不能离家太近，否则，又容易被父亲发现。便把没卖完的煮花生拎到离家很远的小饭馆去卖，小摊儿一支，生意不错，哪想到饭馆的老板不愿意了，说小摊儿影响了他们的生意。并恼羞成怒，召集店里的服务员们，对我和那英与她的同学连轰带打，最后双方打到一起的时候，那英和同学的脸上身上都挂了彩，招来派出所的民警。带我们去所里的路上，我说我回去找人，就溜回家跟我爸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又一起去派出所领回了那英和同学，不用说那英又结结实实地被我爸痛打了一顿。此前辛苦打工攒钱买的那顶时髦的瓜皮帽和苏芮的磁带，也被我爸一怒之下用剪刀给剪个稀巴烂。 不过，好在那英并不气馁，过了没几天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恢复一下志气和雄心就又独自联系到一家小饭店，别看那英小人不大，头脑相当精明。跟老板讨价还价：我帮你收拾盘子，你付我两块钱怎么样？等她攒够了零钱，就又去买了一顶帽子一盘磁带。先藏起来再说。早晨等我爸上班走后，再戴上帽子臭美，掏出板砖录音机对着苏芮的歌，听她唱一句原版，“啪”地再按下暂停键学一句。 少年宫合唱团里，一排排的同学穿着同样的演出服，不一样的永远是那英，不仅仅是因为嗓音的不同，还因为她永远是与众不同地爱美，不是头上扎着漂亮的发球头花，就是胸前别着五彩斑斓的胸针饰物。我深深地知道，那英她为了这一唱一美，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她是怎样咬牙扛着，内外交加的风雨，才百打不回百折不挠地走向彩虹的。 ■打死我也不学医 天下父母，那个不是望子成龙？只不过我爸更心切一些，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。你不得不承认，六七十年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传统守旧，正统人的眼中，唱歌跳舞实在不是正派人干的事。为此，严厉有加、行医有术、颇具威望的老爸对极不听话的那英，采取了说、教、打、骂以及赶出家门等各种教育方式命她学医。可那英尽管为此无数次地挨打，纵然我爸的拖鞋底子抽成两半儿，皮实的那英是皮肉再惨，嘴上不软，横竖拿出一副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般的坚贞不屈：“打死我也不学！”哪怕气得我爸七窍生烟甚至休克倒在地上，那英仍然是决心不软，依然我行我素，一头扎进这条“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”，不管死活地坚定走下去。尽管苦头没少吃，跟头没少摔，起初在各种文艺团体的大门口也都撞得鼻青脸肿。但那英好就好在，她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，更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属于记吃不记打，记唱不记惨的那类。 或许是那英的诚意感动了上天，有一次，我爸的朋友———一位艺术团的杂技团长来家里做客，聊天时我爸指着那英充满了无奈：“这不这个嘛，死爱唱歌！怎么打也不改———”没想到，那英啪的一下从炕上跳下来，大大方方对着团长就唱。团长一看这丫头歌唱得还真不错，又不怵场面，从此就把那英收进了艺术团。后来我爸一看实在拦不住，就由她“没出息”去了，毕竟还有长女我在乖乖地学医，虽然我心底更喜欢美术，但我怕再把父亲气犯病，而且毕竟比那英大一些，知道体谅父母的苦心，我只好遂了我爸一回心愿，考进了医学院，并且考取了研究生。 1987年对别人来说是个平常年，对那英来说却是个人生的转折点。当时，那英随着沈阳艺术团在外地演出，我和母亲看到北京举办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消息后，我便专程来到北京替那英报名，当时那英在外地演出，接到电报后，没想到她就穿着傻乎乎的军大衣，下了火车，直奔赛场，还真拿了不错的名次。此后，那英就真正闯入了北京，因为我当时已考入医学院，正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西苑上学，那英也随后进入了谷建芬的声乐学校学习。我和她从此便开始了姐俩儿在北京的艰苦漂泊。虽然爸爸每月给寄50元钱，但我俩挺有志气的，不但没花而且又给寄了回去。
■那英吃肉我喝汤 不管怎样，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往往会伴随人的成长乃至一生，那英与我也同样如此。 年少时由于妹妹那英淘气爱打架，文静老实的我本来不惹是生非，但往往因为怕那英吃亏，就冲出去一起帮着那英打。只要能够保护那英，我基本上是什么也不怕、什么也不吝。别看我俩只相差一岁，小时候“窝里斗”、家里掐得谁也不让谁。但长大后就不一样了。尤其1987年读医学研究生的我、唱歌的那英先后来到北京后，情形就大不一样。我觉得自己是姐姐，有责任和义务帮助那英实现她的歌唱梦，并且觉得那英这么多年执著地追求唱歌，家里父母尤其是父亲拼命反对，那英相当不容易，在北京举目无亲，压力也很大。我就越发觉得必须不遗余力帮助妹妹圆她的音乐梦。当时我俩就住在三合板隔开的筒子楼，因为要用房东的煤火做饭，我在医学院下课以后就帮人家换煤气，帮人接送小孩上学。这种情形大约持续到四五年后才独立出来租房子，那时那英走穴，多少能挣点儿零花钱。我俩的生活费第一个月让那英管账，基本没几天，大手大脚的那英就给花个干干净净。从第二个月我就接手管账，否则花不到月底就得挨饿，虽然可以向父母求救，但因为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毕竟无法张口，没钱的时候宁可扛着也不肯求助父母。随着那英走穴的次数多一点，也随着我课余时间摆地摊、骑自行车送杂志赚来生活费，再加上那英挣来的，我们手头有了点儿钱，可基本上又被我用在为那英找摄影师拍照、找杂志社请人写宣传文章、为那英录歌攒带子的花销上。当时最大的奢侈是能到友谊商店买块小面包，一人一半解解馋。偶尔再有点零花钱，我为了增加那英的营养，就买只小鸡给她补补，而我自己则是谎称吃过了或者喝点儿剩汤而已。条件虽然艰苦，日子还挺乐和。 ■只要有事儿，那英的第一句话总是“找我姐” 1992年左右，随着《山不转水转》、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主题歌、亚运会主题歌、《雾里看花》等歌曲的唱红，那英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，我也一直跟着瞎忙。直到1994年她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公司，我才撤出来开了饭馆。那英一门心思唱歌，偶尔带着音乐界朋友到饭馆，挑挑毛病、吃吃喝喝基本不付钱的时候经常有，我也没脾气，谁让自己是她姐呢，嘿嘿———只好认了。 这些年来为了让那英专心唱歌，家里的烦事琐事，基本上是我自己一手包揽扛下来，不靠那英，有什么事情也不告诉她。尽管我对外坚强，关起门来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，而那英往往是想点子出主意，具体操作出力气的往往都是我。除了舞台上唱歌，只要有事儿，那英的第一句话总是“找我姐，她知道咋办，我姐可能干了！”找不到就急。过去只要是内地的演出，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帮着打理。现在那英在国内外都有经纪人打理，我就几乎不插手了。去年8月2日回家乡沈阳举办的“那英个人演唱会”几乎是我一手帮着操办。尽管以往姐俩儿说急了的时候，我也不想管她的事了。生气归生气，能不管吗？尽管那英和朋友们都说过：她在歌坛上的每一步，都少不了我的扶植和付出，说我特雷锋。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她自己的执著努力。当然最了解那英、做事最能让那英踏实放心的，应该说还是我。 以往我为了能够把她的演唱会办好，几乎经常几天几夜的不睡，两眼经常熬得像兔子一样红，但看到一切进展基本顺利，哪怕有时累得人直晃，为了那英我也觉得心甘情愿。随着年龄的成长，阅历的加深，同时也看到那英的可喜进步。她现在成熟多了，知道控制自己的脾气了，错了也知道改了，有时做错了就挺乖巧的跟没事人似的，再哄我：咋的了？姐！还生气呢？你看我都忘了，没当回事儿，你还真生气呀？过去，往往是我去看她，她才能想起给我点儿什么，现在经常主动给我送些吃的、用的、化妆品、衣服什么的，有时也能主动抽空儿看望父母。 现在经常各自忙碌，她的演出社交活动多，好朋友也多，就更忙。偶尔抽空陪陪家人，却很少能有机会全家凑到一起。她比较关心我的终身大事，过去一劲儿告诉我别要求太高，差不多得了。其实过去也不是我挑，是她不认可，嘿嘿，不过现在看到我男朋友对我特好，她也特为我高兴。我现在也很少过问她跟高峰的事情，过去我还参与自己的意见，现在觉得感情毕竟是她自己的事情，这些年的经历也使她成熟了不少，相信她能处理好，希望她的真诚付出能换来幸福，能尽早有个好归宿，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，一切都能够好运。那英反诉我是不怵唱歌，就怕记者，不知道该说啥。嗨，我那点儿事你都了解，随便写吧！我正忙乎新专辑的事儿呢。过去的事儿？我哪记得那么多，你也知道我一天到晚，大大咧咧稀里糊涂的，早都忘了，就饭吃了———咋办？最近忙得我，家里装修都得靠我姐———我姐是我永远的“拐棍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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